导语：在北京西郊一间简陋的出租屋里，张玉芬和孙艳回忆起她们各自逝去的婚姻苦涩依旧。张玉芬说，“小三嘛，无非就是床上关系。”遭到破坏的婚姻和那个偷走丈夫的女人，以此为主题的对话是她两人日常交流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十多年前被媒体封为“二奶杀手”的张玉芬开展的新业务：针对受婚姻伤害妇女开展的情感治疗。孙艳是与张玉芬同住接受治疗的第二人。
月亮代表女性，女性的港湾，受到伤害后避风的港湾。
“根据我所接触过的大量妇女，当她受到伤害无路可走非常绝望的时候，急需要换一个环境，和有人陪着她聊天，做心理疏导，我就提供这个，”张玉芬说。今年7月，这位57岁的小个子 西安 妇女在这间远眺山景的小屋外挂上了“情感驿站月亮湾”几个字，启动了一家帮助受婚姻伤害女性的救助站。“月亮代表女性，女性的港湾，受到伤害后避风的港湾。”
对“二奶”温和了
这一天，张玉芬结束了一场17年前始于西安的打二奶大战——和同样遭遇丈夫出轨的妻子们联合起来，查奸情、当众攻击羞辱二奶来报仇，并且在丈夫誓不回头之后开展调查取证为妻子争取利益，“至少得保住家庭”。她说她打过的二奶不计其数，当然也有个别“二爷”，但如今要换一种方式来救赎受婚姻伤害的妻子们——为她们进行情感治疗、拯救她们受伤的心灵。“现在肯定不打了，打了激化矛盾，要温和一些，大的环境已经都温和了”。
在婚外情变普遍、离婚率高涨的今天，张玉芬感到自己对传统婚姻价值的执着已与现实不符。她说社会对这些现象的接纳是一种“麻木不仁、委曲求全”，而她要继续保卫传统的婚姻价值，与婚外情和不忠行为来抗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不能这样一下子因为你短短的改革开放，就给丢到一边。”
然而在人们对离婚、婚外情已见怪不怪的今天，张玉芬感叹，打了也保不住越来越多不断瓦解的婚姻。“国家都管不过来，我还能管吗？”随着她的老去和逐渐平和，这位名噪一时的二奶杀手决定换一种更务实的方式来帮助被抛弃的妻子们面对逝去婚姻带来的伤痛和愤怒。“应该与时俱进嘛。”再则，正如她说的，“年龄大了，我的身体跟不上，也打不动了。”
改革开放将近40年，中国社会的婚姻家庭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张玉芬无奈地接受，与时代的对抗似乎已徒劳而无用。民政部的统计显示，2013年全年，中国有350万对夫妇依法办理离婚，是1997年张玉芬丈夫离家那一年的三倍。社会对离婚和婚外情越来越宽容。
代理离婚案件十多年的北京律师杨晓林说，“大家普遍更关注婚姻的质量，追求高质量的婚姻生活，不好了也不凑和，闪婚闪离的比较多。”北京大学研究人口与经济学的陆杰华教授说，从研究来看，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婚内的不忠行为还相对保守。7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婚姻爱情观发生变化，80后、90后对婚外情、二奶现象的宽容度在不断地提高。
陆杰华说，“二奶和二奶杀手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出现的新现象，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特殊现象，并不会成为一种普世规律和价值。”他认为，二奶杀手身上反映出来的并非女权主义，而是对传统婚姻价值的捍卫。
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85岁高龄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巫昌祯表示，二奶杀手这样的现象是在社会逐渐开放，但法律缺乏对合法权益保障的情况下，妇女进行的一种维权、复仇行动，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早在80年代，北京就有一个由受婚外情迫害妇女组成的“秦香莲告状团”，她们去各单位状告自己出轨的丈夫，并动手殴打出轨丈夫和第三者，后引起中央注意而很快被叫停。
随着相关法律的修改，以及法律实施逐步到位，更多人正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权利。2001年修改完成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并且指出，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现象，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2004年起，山东妇女杨锡莉和女儿王静开始四处举报担任政府官员的丈夫包二奶，并在网上建立了“反二奶同盟” QQ 群，互相安慰、提供建议。但杨锡莉说，如今来找她咨询的人越来越少了，“很多人都直接找律师了”。
与此同时，二奶杀手们也面临着更严格的执法环境。张玉芬说由她指挥的打二奶行动曾数次遭遇警方干预，西安当地妇联也称她的行为是“胡搞、违法”。但从1997年到2014年，她无疑是打二奶大潮中坚持最久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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